《南京大屠杀》--张纯如

书名：南京大屠杀

作者：[美]张纯如

译者：谭春霞 焦国林

排版：沈消

美编：木南

ISBN：9787508637242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这是一段不容否认的历史，该书的意义在于，它既记录了人类在实施暴行时的冷酷无情，又通过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因为日本自“二战”后从未对自己的罪行真正地进行过道歉，所以这本书最终的目的是呼吁日本真诚地反省，力促日本对受害国家的人民道歉及赔偿。纯如在前言中用警语“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来警醒世界。

在此寄语读者：“勿忘历史，以史为鉴！”并以此与各位共勉。

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对日本而言，这是中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是日军在长江流域与蒋介石的军队奋战半年取得的最辉煌胜利。对中国军队而言，他们英勇保卫上海的战斗最终失败，最精锐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陷落则是一种痛苦甚至致命的挫败。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南京陷落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转折点。这座古城所遭受的劫难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中国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离后重整旗鼓，中国人民终于在1945年战胜了日本。在这8年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南京，并组建了伪政府，但它从未自信、合法地统治过南京，而且永远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对外部世界来说，南京大屠杀（很快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使世界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日本，群情激奋，世所罕见。

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12月7日，因为日军在这一天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欧洲人则将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非洲人认为战争开始得更早，应从1935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算起。然而，对于亚洲人来说，战争的发端必须追溯到日本军事控制东亚的第一步——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洲国”。

到19世纪末，日本已准备好大展拳脚，在其亚洲邻邦身上测试自己的新力量。1876年，明治政府派遣一支由两艘炮艇和三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此举不禁使人想起当年佩里强迫日本开埠通商的情景。

随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虽然确立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但10年不到，当中国试图平定一次由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时， 中日两国爆发了大规模冲突。1894年9月，双方宣战后仅仅6周，日本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次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这种努力发展军事力量的战略很快得到了回报。日本扬言不仅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而且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重新夺取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并在对马海战中取得胜利，获得库页岛的一半和在东三省的商业优势。对一个过去50年来在西方羞辱中卧薪尝胆，同时又自尊自傲的国家而言，此次胜利实在令人振奋。当时一位陶醉于胜利喜悦的日本教授曾经这样总结整个国家的雄心壮志，宣称日本“命中注定要对外扩张并统治其他国家”。

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日益流行的一种论调是，日本需要通过征服新的领土来避免大规模饥荒。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口只有3000万左右，到1930年却猛增到近6500万，这使得日本越来越难以养活其全部人口。日本农民艰辛劳作，努力使粮食亩产量升至极限，截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农业产量已经陷入停滞。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迫使日本每年都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的大米进口增长了2倍。过去日本一直依靠纺织品出口收入支付粮食进口费用，但20年代末纺织品出口受到国外需求萎缩和市场竞争激烈的制约，并经常遭遇歧视性关税。

日本的野心并不仅限于亚洲。1925年，即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签订限制主力舰条约，成为世界第三海军强国仅3年之后，日本民族激进主义分子大川周明就出版一本著作，不仅认为日本注定要“解放”亚洲，而且认为日美之间必定会进行一场世界大战。在该书最后一章，他犹如神祇般地预言了两强之间必有一场圣战，这一预言的灵验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他这样写道：

在新世界出现之前，东西方列强之间必有一场生死战。美国对日本的挑战就是这一理论的明证。亚洲最强的国家是日本，代表欧洲列强的最强国家则是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必有一战，不过只有上帝知道战争何时爆发。

日本学校中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晚期，日本文部省大臣宣布，开办学校并不是为了学生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日本人培训小学老师的方式与训练新兵相差无几，师范生们需要住在军营中，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和思想教化。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其中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不仅约束教师和学生，而且适用于全体日本公民。《教育敕语》其实是军人道德规范的平民版本，将服从权威和无条件效忠天皇视为最高价值。日本所有学校都将《教育敕语》副本与天皇肖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拿出来宣读。据说，不止一位老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结巴而自杀，为亵渎该圣文谢罪。

在东京府福知山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中，他接受的教育强调“对天皇的忠诚重于泰山，而我们个人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说，一个士兵在战争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是裹尸还乡：为天皇而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被敌人活捉则是最大的耻辱。东史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既然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无足轻重，那么敌人的生命必然更无价值……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屠杀和虐待俘虏。”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这座城市一道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它深沉而痛楚，多年来一直隐藏着南京居民被压抑的恐惧和仇恨。

1946年8月， 对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判在南京进行，这道伤口被陡然撕裂，战争期间积聚其中的国恨家仇瞬间喷薄而出。

战后，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坚定地相信本国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强烈要求日本支付战争赔偿，并正式道歉。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发表过和解性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过任何条约，以放弃就日本的战时罪行寻求赔偿的权利。而且帕克认为即使两国政府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根据国际强行法的原则，它也不能侵害中国人民作为个体就自己战时遭受的磨难寻求赔偿的权利。

1948年，拉贝的困境传到中国。当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宣布拉贝需要帮助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弗兰克·卡普拉的经典电影《风云人物》的结尾。几天之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相当于2 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小数目。同年3月，南京市市长抵达瑞士，在那里购买了大量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装了四大包寄给拉贝。从1948年6月，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南京，南京市民每月都会为拉贝寄去一包食物，以表达对拉贝领导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衷心感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甚至表示，如果拉贝选择回中国的话，会为他提供免费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赖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布这些日记可能会受到牵累，她将这些日记视作可能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炸弹。但在我和邵子平先生的鼓励下，她决定公布这些日记。她花了15个小时的时间影印这些日记。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闯入她家毁掉这些日记，或者以重金买下日记原件，于是匆忙让赖因哈特及其丈夫乘飞机飞往纽约。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赖因哈特将日记副本捐赠给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纽约时报》最先以精彩的报道宣布了这一消息。接着，1996年12月12日，即南京陷落59周年纪念日，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彼得·詹宁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其他世界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也宣布，发现《拉贝日记》具有重要意义。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向《朝日新闻》证实说：“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它出自德国人之手，而德国是日本的盟国，还在于拉贝将该报告呈递给希特勒，使之意识到发生在南京的暴行。拉贝作为纳粹党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恳求日本盟国的最高领袖希特勒干预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千叶大学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该报告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作为一名德国人，其国家是日本的盟国，拉贝客观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就此而言，作为历史文献，该报告比美国传教士的证词更有价值。当时德国还不确定到底应该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然而，里宾特洛甫就任德国外交部部长后，开始促使德国同日本结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拉贝却试图让希特勒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的勇气令人敬佩。

南京大屠杀只是在漫长的9年战争中日军无数野蛮暴行中的一个事件。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就已作为亚洲第一个违反战争禁忌的国家而臭名远扬，它不仅将空军作为战场上的武器，还将其作为恐吓平民的手段。接着，日本又发动军队进行了一场始于上海、经由南京并推进到中国内地的杀戮运动。

虽然日语中并没有对中国人进行“最后解决”的说法，但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彻底消灭所有人的政策。最残忍的政策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该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一位沮丧的日本上校在日记中透露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杀掉。”

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用奥威尔式的说法，对日本士兵的日常打骂称为军官“爱的行动”，日本海军通过“铁拳”整肃军纪的做法则被称为“爱之鞭打”。

学者们认为，导致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而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种族特征（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认为这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但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受任何道德压力。事实上，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日本各级军人经常将中国人与猪相提并论。例如，一位日本将军曾这样告诉记者：“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将中国人看作人，我则将他们看作猪。”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日本军官将中国俘虏10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推入坑中烧死，他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杀死这些中国人时的感觉与杀猪是一样的。1938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南京写的日记中坦言：“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更有价值。因为猪肉还可以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193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

日本必须承认自己在南京犯下的罪恶，这不仅是一种法律责任，更是一种道德义务。至少，日本政府应该正式向受害者道歉，并对在浩劫中蒙受损失的受害者进行赔偿；最重要的是，日本要教育下一代正确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如果日本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为玷污其历史的黑暗一章画上句号的话，这些早该采取的行动对日本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