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幸福了吗
作者：白岩松
排版：vencky
美编：似歌
ISBN：978-7-5354-4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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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讲座之中，一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
“我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东方红时空》视频，好像是你们内部的年会表演，我看了很惊讶，你们怎么还会唱歌搞笑说粗话？……”
我笑了，这个提问我不陌生，近些年来屡屡被人问起，已经习惯。我们新闻评论部一年一度的内部年会表演的节目，那是我们创意的体现。那段日子，是我最怀念的时光。自打《东方红时空》被上了网并被大家黑白难辩地议论之后，那样平等而又充满创意的年会再也不见了。奇怪的是，创造力好像也随之被带走了。我很遗憾！”

2.我回答他：“我惊讶的不是你问的问题，而是你的惊讶。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复杂的。如果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主持新闻节目时那种状态，只能说，生活和我们自己都太无趣了。还好，我们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个人一样。

3.我在想，恐怕不仅我个人，对于媒体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应该都是如此。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许是夸出来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却是能面对表扬不心浮气躁，面对批评也心平气和，甚至能一笑面对杂音。

3.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爱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4.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5.在之后与证严上人的不叫采访的聊天中，她的一些话让人感慨良多。
要学会感恩被你帮助的人，是他们，让你有所启悟，用苦难教育了你。
甘愿做，欢喜爱，挨骂受委屈都不为所动。

6.在龙应台这本书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话：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这是一本你从来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 而在《台湾，请听我说》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字：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

7.面对历史问题，就必须首先面对靖国神社。
当你真正熟悉了靖国神社之后，你就会知道，靖国神社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外在的花园一般的建筑群落，美丽如菊；另一个是内在的，以其中游就馆为代表的荒唐靖国史观，恶毒如刀。
日本人认为：人死后变成神，于是，神社无处不在，是一个祭奠死去者的地方。靖国神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靖国神社的大门上，有硕大的菊花图形，熟悉日本的人知道，只有皇室，才可用此菊花，靖国神社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1978年，包括十四名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英灵”，被放进了靖国神社并供奉起来，其中包括侵华战争的主谋东条英机与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等。从此，靖国神社的性质，在亚洲人的心中发生变异，成为日本一些人扭曲历史的重要场所。
陪同我们报道的，是中国人李缨，他刚刚拍完纪录片《靖国神社》，正寻求在日本与中国的上映。进了门，他告诉我另一个事实：二战时，这个看似安静而美丽带国家性质的神社里，也曾设作坊，生产军刀，授予战争中的军人。这或许，正是菊与刀结合的另一个荒唐版本。

8.第二处，也正是靖国神社史观的关键，就是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
“游就”二字，来源于中国《荀子》里的一句话“君子游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话，要学习有德行人的规范与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为自己这句话被如此不正义地引用而大动肝火。其实，游就馆就是一个二战的博物馆，宣扬所谓“日本圣战”的核心场所。

9.综合起来，在靖国神社中显现出来的靖国史观，不仅对抗世界而且对抗历史更对抗正义，这其中清楚无误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战争平反。所以，绝不仅仅是中国、韩国反对一下就可以的事情，应当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与批评。

10.告别靖国神社，一路上我在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是个敏感的地方，然而，假如有机会，到了东京的中国人，真该来看一看，知道它的荒唐，了解日本的另一面，也让自己不忘记一些不该忘记的东西。比如，在进入靖国神社的大门之前，有两个石灯笼，也就是纪念碑一样的东西，上面的十几个浮雕当中，有日本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多个画面，清晰地记录着我们曾经屈辱的历史。作为中国人，看到了，记住了，也就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1.有人就有趣，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与悲伤。人的一生，只有一个工作无法更改，那就是做人，永无止境。

12.有一阵子，我这个学俄语的人来了兴趣，报了华尔街英语班，在一次学校迎接老布什的聚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位老人，看着像六十多岁，其实已过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谊医院的前院长。我很纳闷儿，“您也在这儿学英语？”老人回答：“是啊。”我更纳闷儿了，“您是医生，又是院长，英语一定不错啊！”老人回答：“还行，可我的英语都是学术英语，太老，我想学学这美式英语怎么回事。”
这一番对话，让我永远难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回顾节目时，我特意讲了这个故事，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依然为了兴趣没有任何功利心地学习，年轻的我们该如何感想？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与意义。

13.朋友，该是得意时，离得可以远些，不顺时，必到身边的一群人。

14.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15.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