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巨大差距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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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我感受到什么叫广袤的大地，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而是不断起伏的扩展。葵林、仙人掌、灌木和树木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视野里，有时它们又是孤独地形影相吊。金矿和煤矿相隔不远，焚烧野草的黑烟与火力发电的白烟在远处同时飘升……在变化多端的大地上，我感到最迷人的是向前延伸的道路，神秘又悲壮。


命运的看法总是比我们更准确。


索韦托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标识，超过一百万黑人被驱赶到这里，无电无水拥挤在狭窄屋子里，出门需要通行证和进城证。如今的索韦托有电有水，也有宽敞的道路，可是昔日的苦难还在显现。当年黑人带来很多装满衣物的纸盒堆在家中，很多人没有打开纸盒，期待有一天可以回家。这些人直到死去仍然没有回家。


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流行一个段子：这个开幕式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一，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钱；二，有这么多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三，既有这么多人又有这么多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权。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乌拉圭队在精彩跌宕的比赛里最终点球战胜加纳队。我想起曾经有中国记者问瑞典学院的一位院士：“冰岛不到三十万人口，就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为何没人获诺奖？”这样的比较很幽默，好比有人问布拉特：“乌拉圭只有三百万人口，可是他们的足球运动为何强于十三亿人口的中国？”


巴西出局，阿根廷球迷幸灾乐祸；阿根廷出局，巴西球迷兴高采烈。看到对手身上的伤口会暂时忘了自己的疼痛。贝利和马拉多纳的对立，就是这两国球迷的对立。这时候很多中国球迷正在为他们的共同出局难过，别人的伤口却是自己在疼痛。究其原因，可能是自己的足球一无所有，现在连伤口和疼痛也没有了。


冯小刚说中国电影像中国足球；以前有人说中国文学像中国足球；股市低迷时有人说中国股市像中国足球……其实中国足球这些年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拿它作比喻来发泄愤怒和不满很安全，既不会犯政治错误也不会犯经济错误。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兰姆先生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媒体吗？”他坐在家中的沙发里，舒适地伸出食指，向我解释：“比如你的手指被火烧伤，如果媒体报道了，就是真的；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就是假的。”

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二○○八年春天我在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遇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女记者，四十多岁，性格开朗，不断张嘴大笑。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到多哥帮助种植稻米，这些远离家乡的中国男人大规模种植稻米的时候，也大规模和多哥女人做爱，留下了大规模的混血儿。这位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一个中国农业技术人员留下的孩子。说到最后，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


阿斯比旺大把抓着肉片鱼片吃，大口喝着从赤道回来的烧酒，大声讲述起他二十岁时曾经吃素的故事。那时候他住在巴黎，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朋友，他吃素一年多，也不喝酒，然后性欲脆弱不堪了，他焦虑不安，他的女朋友也焦虑不安，陪着他去看了三个医生，前两个医生查不出病症所在，第三个医生问起他的食谱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告诉他多吃肉多喝酒就行了。他不再吃素，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性欲立刻强壮无比了。